作者：孙太一，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2019年12月10日

编者按：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丶抵制“中国制造2025”并对华裔学者及中国高科技企业及高管进行围堵，推进“印太战略”并继续以“自由航行”的名义进南海，推动《台湾旅行法》等法案，彭斯也发表对华的强硬讲话，中美关系已发生重大转变，但这个转变早在特朗普之前小布什时代就已经悄然进行。


自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在经贸丶军事及政治外交领域“三箭齐发”，对华进行遏制。[1] （参考：赵全胜 | 特朗普的三箭齐发与中美对峙常态化 | 海外看世界）这包括在经贸层面对华发动贸易战丶抵制“中国制造2025”并对华裔学者丶中国高科技企业及高管进行围堵，在军事层面推进“印太战略”并继续以“自由航行”的名义骚扰中国南海，和在政治层面推动《台湾旅行法》（也称“与台湾交往法”）。副总统彭斯也在2018年10月初发表对华的强硬讲话，将中美关系称为“战略竞争”，仿佛预示着中美关系已发生重大转变。


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究竟有何特殊性？这种转变的成因与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通过对近四十年来美国总统国情咨文演讲的文本分析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其个人及政策圈言行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之对华政策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经开始转向，而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是其个人与华盛顿政策圈两股有差异的诉求相结合的产物：特朗普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主要源于其对执政正当性的索求(参考：孙太一 | 当特朗普的经济垮掉之后 | 海外看世界)，但真正驱动美对华政策系统性转变的是美政策圈态度近十几年来的转变。



I 转变并非从特朗普时期开始


美国总统每年的国情咨文演讲对中国的提及次数有较大起伏。在1979-2019的四十一次演讲里，共提到中国63次，平均每次演讲提及1.54次。在里根丶老布什丶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都曾有数年并未提到中国。所以，如果除去未提及的年份，平均每次演讲提及1.75次。克林顿虽然在第一任期的四年里只在1994年的演讲提及中国一次，但第二任期对中国的关注度显著提高，提及中国次数高达22次，是提及中国次数最多的一个四年任期。而自2006年的国情咨文开始，每年都会提及中国。



（图片来源于作者）


因为这40年里每位总统在任的时长有所不同，所以除了比较每位总统任内国情咨文演讲提及中国的总数外，本文还对总统之间平均每次演讲提及中国的次数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克林顿丶奥巴马和特朗普是在国情咨文里提及中国次数最多的三位总统，而特朗普的平均年提及数还要高于克林顿和奥巴马。



（图片来源于作者）


在梳理了从1979-2019年41篇国情咨文演讲后，笔者将所有涉及感情色彩的词汇做了以下“负面的”和“正面的”分类，最终做文本分析时将中性的也放入其中。


（图片来源于作者）


如果对各总统描述中国的用词的感情色彩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卡特一直到小布什时期，非负面的评价远大于负面评价。小布什时期的2006年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小布什说起美国的竞争对手时举例了中国）。这当然有诸如老布什这样在中国动乱时期选择不提中国的因素，也有克林顿偶尔将正面的和负面的评价融入同一个句子的做法，以示平衡。奥巴马和特朗普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开始增多，而特朗普时期第一次出现负面评价超过正面评价次数。



（图片来源于作者）


因为样本中各总统在任时长不一样，笔者也计算了平均每次国情咨文演说提及中国的感情色彩的比较。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到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负面的感情色彩的增加，虽然他对中国非负面的描述也不少。




（图片来源于作者）


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虽然特朗普任期内感情色彩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绝非从特朗普时期才开始，而是小布什2006年开始发生转变的一个延续。从卡特“充满希望的时代”丶“关系正常化”，到里根对“经济开放”丶“市场化”的描述，到老布什讲述自己的中国经历引用中国作家，再到克林顿“接触中国”将中国作为“新的伙伴”并努力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小布什之前的美国总统对中国的感情几乎都是正面的。


（图片来源于作者）

而从小布什开始，虽然还有朝核合作丶清洁能源丶基础设施以及领导人间私人伙伴关系映射出正面感情，但主旋律已经变为“竞争者”丶“贸易诉讼”等。特朗普关于“贸易赤字”丶“对抗”丶“可怕的危险”等措辞并非一日之寒丶突然转变。而学者们也早已注意到小布什政府对华态度的这种转变，指出了其对中国更为坚定自信的外交丶中国制造产品的质量以及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担忧。[2] 小布什甚至还曾用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说法。[3] 所以，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时机不在特朗普而在小布什，只不过小布什时期有其他美国必须全神贯注应付的更重要丶更优先的事情（比如伊拉克战争），而当时无暇顾及中国。[4]

而奥巴马时期对中国展开的贸易调查和诉讼，对中国改写世界规则发起自己主导的国际组织的不满，以及企图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来孤立中国都是沿着小布什转向后的道路继续往下走的例证，其背后推手是美国的主流政策圈。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依然是十几年来政策的延续，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并非重大转向的时刻。


II 美对华外交的两股力量



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特朗普与以往总统不同的鲜明特点极为吸引公众及观察人士的眼球。但事实上当下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是由两股重要力量互相作用下形成的，第一股是特朗普个人以及整个民粹主义群体，第二股是华盛顿的包括国会丶官僚以及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内的建制派政策圈。这两派的观点丶立场并非完全一致，而真正将在中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的也许更可能是后者。



特朗普个人的执政特色以及对执政正当性的诉求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他任期结束后会越来越小，但真正将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是那一股影响布什政府对华态度转变让奥巴马继续延续其对华政策的美国政策圈势力。

自中美建交之后，美国政策圈一直抱有将中国自由化丶市场化丶民主化的期待，希望将中国改造成一个美国的翻版。[5] 而这种期待也一直起到了抑制美国政策圈反华势力的效果，也让美国在台海和南海等敏感问题上较为克制，因为美国政策圈不想因为自己过激的行动使得中国停止美国化的演进。但从小布什政府的后期尤其是奥巴马时期，美国政策圈越来越认为中国已不再有可能向他们期待的方向演进，而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道路。随着这种认识逐渐成为共识，当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体量不断上升有了追赶美国之势，政策圈的反华的情绪也随之上升，对华施加新的压力也变得无所顾忌，因为他们不再担心过激干预中国会影响中国的美国化，因为中国根本不会美国化。

在美国政策圈探讨中国偏离自由化道路时，[6]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自身的民粹主义崛起也同时将美国带离了自由世界的秩序。但与此同时，这股势力反华的逻辑（非美国化的中国的实力提升）以及反华的环境（无所顾忌）并没有改变。在特朗普任上和任后，这股势力也将持续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挑战。也就是说，哪怕特朗普和中国在各项争议上都谈妥，受到这股势力的影响，中美两国更广泛的关系也依然不太可能有所改善。[7] 而特朗普依然在任上的时候，可能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的缓冲作用，这不仅因为这个政策圈并不认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8]也同时表现在特朗普为了维系他在意的和习个人关系而不把中国作为唯一目标孤立的言行上。


沃德伍德在《恐惧：白宫里的特朗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科恩与莱特希泽早就想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用301调查来联合欧洲丶日本丶加拿大等国家地区围堵中国（第41章），之后再去搞什么特朗普要的钢铁关税。特朗普一开始也觉得可以。但当习特会面后，特朗普觉得在朝鲜问题上必须依赖中国，命令自己就301调查演讲的写稿人把一切关于中国的措辞去掉，同时将相关的调查对象广泛化（第33章）“I don’t want to make it China-specific. Let’s just do it for the whole world.”所以特朗普后来之所以向各个国家一起开战，而不是只针对中国，与习特会直接相关。特朗普多次提到，与中国的贸易战要打，但是和习的友谊对他来说更重要。[9]


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政策也与华盛顿政策圈的诉求很不一致，因为“美国第一”对同盟的破坏对美国在海外软实力影响在短期无法被挽回。特朗普也许会迫于压力与盟友们握手言和，不再因为执政正当性向盟友们索要更多的保护费或关税，但任何暂时的妥协都有可能被推翻，美国与盟友们的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并不坚固。特朗普与美国政策圈这两股势力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创造了战略空间，可以利用契机团结美国的盟友。而一旦总统易主，两股势力合力，中国的处境也许会更糟糕。


总结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有其鲜明的特色，但其实质是小布什政府转向丶奥巴马政府沿用的政策的延续。这种政策导向其背后推手是美国政策圈的官员丶学者。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美国政府因为在其他区域丶领域的更优先的政策中心而并未将与中国的摩擦与对抗提上日程。而美国政策圈自中美建交以后对中国“美国化”的期待也在近20年中逐渐丧失，这使得对华竞争化丶强硬化有了更为肥沃的土壤。



特朗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了美政府内反华的动机和势力，但特朗普个人的相关政策主要还是由民粹主义驱动在其谋求政治丶经济丶文化正当性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其虽然在内政上自洽，却并没有系统性的外交战略的思考。因为特朗普自身和美国政策圈的差异，在某一些层面，还起到了缓冲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作用。但特朗普个人政策的局限性会随着其任期结束而结束。中国可以在当下利用美国内部纷争和与盟友纷争不断的契机推进和实施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大战略，维护华人丶华商在海外的利益，继续提升自身的实力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和改革开放，提升中国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


但同时，中国需要警惕的是特朗普任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暴风雨的结束，很有可能是更猛烈的暴风雨的来临之时。



参考文献：

[1] 赵全胜，特朗普的三箭齐发与中美对峙常态化，海外看世界：2018-8-29 https://mp.weixin.qq.com/s/sN38ijy1ZIEqsbVupGEAoA
[2] Kerry Dumbaugh, 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RS33877),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key_workplace/500/
[3] Richard Baum, “From ‘Strategic Partners’ to ‘Strategic Competitors’: George W. Bush and the Politics of U.S. China Policy,”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1, 1(2): 191-220.
[4] Quansheng Zhao,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and Sino-US Relations,”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3, No.2, December 2005.
[5] Jisi Wang, “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 Foreign Affairs, 14 June 2018.
[6] Nana De Graaff and Bastiaan Van Apeldoorn,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contending elites, colliding vis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1) 2018: 113-131.
[7] Sulmaan Khan, “Avoiding War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The Lessons of Past Crises,”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2018.
[8] Campbell and Ratner, 2017.
[9] Bob Woodward,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Simon & Schuster, September 2018.

（编辑：Dorit 原载：《海外看世界》微信公众号，ID：haiwaikanshijie 本文不代表纽约华人资讯网观点）